创新人才难产，怪学校还是怪文化

李毅大帝付体

在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吴启迪对俄罗斯馆印象很深：里面有很多俄罗斯儿童对未来城市规划的设计，“思维非常开阔，想法很有意思”，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馆里的几十幅儿童画，手法都很老到，但却没有一幅是“超出想象”的，“中国孩子的创新潜能已经被扼杀了，这是个大问题，从小就接受应试教育，到了大学就难办了。”近日，由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东郊宾馆举行。当天下午，一场主题为“创新文化与创新人才”的专题论坛吸引了不少与会者，甚至不少与会者站着听完了整场论坛，因为这场论坛的中心就是想要破解“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前部长吴启迪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都是老师惹的祸？
    邬德云是个海归，在美国很多年，回国4年，在上海创办了一家软件公司。应邀前来参加论坛的他讲了一个朋友孩子的故事：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孩对土豆很好奇，天天研究为什么土豆的芽是从凹进去的地方发出来的。有一次幼儿园老师让大家带一个最好玩的玩具到学校来，这孩子就带了一个土豆，结果被老师训了一顿：“怎么带这种东西来？”这孩子以后再也不碰土豆了。
    “也许一位优秀的生物学家就这样被无情地扼杀了。”邬德云感慨地说，“小孩子是上帝送给这个世界的礼物，这些老师为什么不是去雕琢他们，而是去摧残他们？”
    不过，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吴启迪在此时帮老师们说了话，不断强调着“不能老说老师的坏话，否则更没人愿意当老师了”。
    台下的一位听众又开始炮轰中国的大学教育。这位自称毕业于一所三流大学的听众感慨：自己进了大学后就像被放了羊，除了上课，要见老师一面都难，“怎么可能像马克思那样与导师彻夜长谈呢？”他还特意去问了在清华、北大读书的同学，发现情况也都一样，“甚至更糟”。
    这番话引起台下听众的共鸣。台上的上海市教学名师、上海交大教授刘西拉也坐不住了。今年已经70岁的他曾当选上海交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至今每周还要上8节课，他呼应那位听众的观点：“一个老师上过三周课，就应该能叫出班上大多数学生的名字。”但他对高校的现状也很无奈：自己以前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一个人带5名研究生，而现在一个人要带10名博士生，“我根本无法保证与每个学生经常面对面的交流”，只好用电子邮件沟通。为此，他戏称自己为“E-mailProfessor（电子邮件教授）”。
    上世纪80年代，刘西拉与钱学森有过一段交往。在他看来，有关杰出人才的问题，其实钱先生自己早有答案。“那年我刚回国，钱先生请我吃饭，饭桌上谈的都是音乐。”刘西拉说，搞音乐一定要先学好“1+1=2”，而后才能干出“1+1≠2”的事，创新亦然。现在，教育的问题是，在教会学生“1+1=2”之后，如何让他们萌发出“1+1≠2”的灵感。
    刘西拉认为，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而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是一个教学计划，“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合，用着全国统编的教材，怎么能有创新？显然，我们把教育这个复杂的‘非线性问题’简单‘线性化’了。”


是文化差异还是体制所限？
    “在中国创新是要挨骂的。”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说。
    马俊如以申请科研课题为例说，国内的学者喜欢在别人已经研究成功的领域里寻找课题，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得到评审专家的通过，“要说服别人，让所有人认可，只有四平八稳，所以不会有创新，而只是普遍的适用，而且中国人好面子，不敢突破，不敢挑战自己”。
    他继续举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该是鼓励奇思妙想，但现实不允许，“教授申请项目，不循规蹈矩就拿不到钱，因为想法太奇怪了，财政部不会把钱批给你，他觉得说不清楚这个钱花到哪里去了，但其实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有时候甚至是歪打正着的。”
    “知识创新，是否任务都在大学？”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教授反问大家。儿科医生出身的他解释，其实人从小就有探索精神和求知的欲望，而大学仅仅是教育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全部。
    桂永浩认为，大学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学识好且懂得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师、思维活跃的学生、全面普及的通识教育。遗憾的是，在现有的高校评价体系下，致力于教育的教师远不能获得和致力于科研者同等的待遇；学生方面，从小被教育“上好大学，找好工作”的学生，在本该追寻梦想的20来岁的年纪，缺乏对所学专业的热爱之情；通识教育也只是刚刚起步。
    曾经做过同济大学校长的吴启迪也强调培养创新人才不仅仅是学校的任务，“把板子都打到学校是不公平的”，她认为，大学应该是健康的土壤，应该让大学有精力去静下心来作研究，不能要求学生一走出大学校门就成为创新型人才。理想的大学应该是输出人才的“毛坯房”，拥有创新的潜质，然后不断锻炼熏陶，慢慢成为创新型人才，而不能奢求大学输出的就是“精装房”。
    “‘钱学森之问’也许谈得太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对这个话题似乎“有点烦”。在他看来，人才的答案不在人才本身，而是在文化上，“如果我们不从骨子里审视自己，就好比鲁迅先生所说‘提着自己的耳朵离开地球’，要一夜之间捧回个诺贝尔奖，是不现实的。”
    在创新人才的成长中，文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我们既不能躺在深厚的传统文化上自鸣得意，也不可妄自菲薄，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到问题所在，然后自信前行。”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诸多“创新基因”。例如，孔子独创的“因材施教”教育方法，正是尊重了不同学生的特异性和差异性，如果我们的现代教育体制中能适当采纳孔子思想，同样有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汪品先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总喜欢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归结为“因循守旧”，并轻易否定之。他呼吁，在建立新的创新文化之前，科技界应和文化界联手，先进行文化反思，仔细梳理一下，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是利于创新并值得借鉴的，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将形成一条独特的中国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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