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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2 13: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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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著<侵华日军暴行录> )
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从8月至12月,约有一千八百万老百姓被迫从上海、苏州、无锡及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地逃离家乡。上海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的许多外国人士和中国人士设立了难民营,为他们提供食宿之所。最高峰时,上海难民营中的中国难民人数曾达到四十五万之巨。
仅在华中战区,死伤的中国士兵至少就有三十万人,同时还有三十万左右的平民百姓惨遭蹂躏,广大地区人烟绝迹、一片荒凉。而日本军队则长驱直入,以搜括财富并消灭处于溃败之中的中国军队。然而,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没有达到目的。中国军队撤离了战场并于随后的几个月中重新组织起来了。至于中国的财富,主要是其具有吃苦耐劳之特性的人民。而日军的每一次推进,都将中国百姓进一步驱入了中国的腹地。就是工矿企业,也都在狂轰滥炸之下成为一片废墟,荡然无存了。
中国的农民和市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之中一些人把和平与安全的希望寄托在进入由外国人士所设立和管理的安全区。在上海市南,亚奎罗·德·贝萨日神父
FatherJacguinotdeBesange)就成功地于十一月为战乱地区的二十五万难民建立了这样一个安全区。
1937年11月,南京一小批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曾经会面,讨论了在南京设立同上海一样的安全区的可能性,还讨论了避免空袭的问题。尽管讨论未能作出卓有成效的结论,但随着日本军队的日益进逼,随着安全区的设立问题日益紧迫,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终于成立了。
人们都希望此举能得到中日双方的认可。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theInternationalCommitteefortheNankingSafetyZone)就从这个专门委员会中产生出来了,其主席为德国商人约翰·H·D·诺波(JohnH.D.Rabe)先生。至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姓名,均列于本书第175页的名单中。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密切合作的,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其成员的姓名也都列在本书第176页的名单中。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颂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本书的读者所崇敬。
南京安全区的面积与位置均标明于本书第3页的地图之上。在“附录四”中,读者可以读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各种问题写给日本官员的信件的副本,还可以读到一小批经过选择的写给其它官员与机关的信件。对于这些信件,日本方面从来没有作过书面的答复,只是不负责任地在口头上表示知晓而已。
1937年12月13日,确切地说,上海的中方防线被摧毁之后一个月,日本军队跨进了离上海约两百英里的中国首都——南京的大门。这一了不起的战绩,也许可以作为当代最辉煌的军事胜利之一载入史册。但是事实上,日本军队在其所征服的城市中所犯下的暴行,却使自己的光荣扫地以荆日本军队进逼南京的时候,他们的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当全力保护良民,使之能够安居乐业。”12月10日,在要求唐生智将军献城的劝降书中,攻城部队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也曾宣称:“虽然日本军队对抵抗分子严酷无情,但对于平民百姓及不与日本为敌的中国军队是仁慈宽容的。”日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践了以上允诺,下面的文件将予以披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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