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在上海生存现状

大姐

我的男人来自大陆
　　
　　 张美云曾任台湾东森电视台财经新闻中心副主任，月收入有人民币二万多元。而阎俊杰，他的薪水还不到张美云的六分之一。
　　 张美云刚开始的一举一动，对阎俊杰来说都是新奇的。“哇！台湾人也会搭公交车！”“原来台湾人也会买路边的包子来吃。”

　　 张美云说，那时会与他交往，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想找个在异地能互相扶持的人。但实际相处下来，实在太多地方不能忍受。首先是口音、大声吼叫的习惯，接下来是卫生习惯，“不天天洗澡”、“随地吐痰”、“ Ｔ恤穿一个礼拜不换”、“直接用自己的汤匙舀汤喝”，然后是一些公德心的事情，像“乱丢垃圾”、“乱穿马路”。
　　 那时候，阎俊杰几乎天天被骂，心情很沮丧。
　　 “离开她，我会活不下去，”阎俊杰坦白地说，“而且我觉得她骂的都很对。现在回想起来，天天被纠正很快乐。”阎俊杰交过的女朋友“少说有三四十个”，还曾经有一个礼拜交３个女朋友的纪录。但没有一个让他这样死心塌地的，因为和张美云这个台湾女生一起，生活变得很有意思。
　　 但张美云也并没有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她有一部分也被阎俊杰改变了。她说，以前不太喜欢和人家吵架，但在一起久了，发现在上海生活，不吵真的不行，现在嗓门越喊越大了。除此之外，以往在台湾总是要谦虚的习惯，现在也逐渐消失了。“真的要吹牛，把自己说得很行，不然人家根本不会理你。”
　　
　　魔鬼台干ＶＳ大陆员工
　　
　　吴庆诚，１９５０年出生在台湾，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高级餐厅总经理。就像许多抢时间的台湾老板一样，他被要求在极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把一家铁板烧店开设出来。虽然紧迫，但吴庆诚还是如期地完成了任务。
　　 他说，２００１年做了西进的选择后，他只能像“过河卒子，只能向前，不能回头了”。强大的压力，让他在上海的管理格外严格。如此的工作要求，碰上大陆的工作习惯，自然引起本地员工对他的质疑与厌恶。对这些反弹，吴庆诚心中很是清楚，但他的回答很简单，也很干脆。

　　 “老板没有时间耐性等我，所以我也没有时间耐性等你们！”
　　 虽然成绩斐然，但时过２年，和许多在大陆台干的遭遇一样，“飞鸟尽，良弓藏”，吴庆诚被原来的老板辞退。幸运的是，不像有些台干那样沦为“台流”（台湾盲流）的命运，他凭着能力与机遇，到香港广场担任运筹经理。吴庆诚对工作一直有着强烈的危机感。
　　 不仅不敢买房子，也没有打算把孩子老婆接过来，“有谁知道工作能维持多久呢?什么时候被干掉也不知道。”他苦笑着说。
　　 没有家人只有工作的日子，当然是寂寞的，但对于印象中台商最爱的“娱乐”———ＫＴＶ、酒店之类的，吴庆诚摇摇头说，他从来不去的。下班时间，就是看看碟，和三五台湾好友吃吃馆子，不然就是脚底按摩。他说，还有家要养呢，哪有这么多时间闲钱花在上面。

大姐

　　 永和豆浆的年轻人
　　
　　 刚好３０岁的林建雄，正在家族所经营的永和豆浆上班，在台湾已小有一些成就，大可不必离乡背井到大陆发展。但毕竟是年轻人，听到朋友形容大陆商机无限，血液不禁沸腾起来，他决定到大陆看一看。
　　 “可能是因为年轻，有冲劲、什么事都不怕，也可能是台湾人本来就有胆量。抱着微薄的资金，照样敢到上海做生意。”
　　 用全新的方式包装豆浆，成立了永和豆浆。同时，另一家也是由台湾人经营的永和大王也用同样的概念，两家台湾餐饮业者，把整个上海炒得火热。那时抬头不见低头见，到处都是仿冒的永和豆浆。
　　 虽然外人看来十足风光，但林建雄说，台湾人在这边做生意，没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轻松。
　　 台商在这边，台湾方面不可能会帮你，且这边人生地不熟，没有多少朋友能问，出了事也不知道要找谁。银行借贷也很困难，关于钱的事情都是实打实的，都得自己从台湾带来。
　　 在此状况下，做什么事都戒慎恐惧，不知道这样对不对、那样有没有问题，随时随地怕被人骗。像第一次租房子，签合同跑了十几次，每次修改都要反反复复地研究，深怕被坑，法规也不懂，碰了无数次钉子后，才渐渐摸清状况。此外，迥异的工作习惯，也让他非常不习惯。
　　 林建雄无奈地说，常常听到台商、台干和本地员工发生严重冲突，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以台湾的标准来要求。但他认为，毕竟人在上海，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台湾人在这边做生意，就得遵守本地的游戏规则，改变自己的标准。
　　 “现在台湾状况越来越糟，回去不快乐，回到大陆反而很快乐！”他耸了耸肩，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
　　 “大陆的消费力真是超出想象！一间３００平米的豆浆店，台湾一天的客流量顶多２００－３００人，但在大陆起码可以做到８００－１０００人！惊人的市场规模，可以创造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台湾市场做不到的事情，这边都能办到！”
　　 林建雄说，要是他没到上海发展，现在在台湾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企业主。但到了大陆，格局变大后，发现只要梦想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
　　
　　 台湾“骗子”心软了
　　
　　 初到上海的日子极为荒唐。小惠说，老板与他们几个台干，登陆上海后，连续２６天“斩”酒家，住的是陆家嘴最高级的“美元区”，出门全部打车。
　　 过了一阵子纸醉金迷的日子后，小惠和她的伙伴们开工“暴增”，经过仔细的“市场调查”后，他们在上海选择了咖啡机为标的物。
　　 “做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画大饼，抓准每个人的梦想，然后把产品和他们连结，他们自然就会花钱买。”说到“专业”话题时，小惠眼神亮了起来，说起话来，你真不得不佩服他那股领导者的魅力。
　　 “好做是好做啦，但后来却越做越差。”小惠说，“这里毕竟和台湾的收入水准不一样，１万多块的机器，其实每个人都出的起，心理不会不安。但对大陆人来说，这可是他们辛辛苦苦的积蓄啊！就这样卷走，实在有点不忍心。”
　　 她说，有一次她给一个外地的年轻人“洗脑”，洗到那个年轻人要死心塌地地跟着她，为了冲业绩，向家里要了９万元人民甚至至和人打架。此外，还有上海朋友愿意提供工作，免费替她租套房子，帮助她度过这段危机。